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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天都能在《新闻日日目弟》里看到侃侃而谈的陈扬老师,但坐我面前的他,比屏幕上要显得更年轻,现代感更强一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而跟陈扬老师聊天果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聊了很多,工作,爱好,生活,他果然很健谈,说话很实在,有锋芒,妙语如珠,以至于回来我写稿的时候,竟生怕一不小心打乱了这些语言的珠子,破坏了它原有的光彩和质感,所以就简单地把我们的对话整理一下,缝缀起来,展示给大家一个原汁原味的陈扬,镜头之外的真实的陈扬。 ——您现在每天的工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早上七点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开车回台,上午定一下读报和G4的版面,再和同事沟通,交流意见。中午吃饭后,编G4串词和读报,下午还要到四楼去看一下后期制作,四点半录影,录完就审片,有时候还看一下播出,大家点评一下,最后再看看明天的选题。一般七八点下班。回家后十二点多看主频道的重播,在台里看和在家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您以前做过很长时间的记者,现在又做主持,两者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我喜欢做记者,因为与社会的接触可以比较多,可以直接感受社会的脉搏。我这人本身有两种渴望比较强烈:与社会生活接触的渴望,与书本接触的渴望。但做主持就都不行。做主持人一般都在演播室里,与世隔绝,而且很操心, 太缠人,不能请假不能休息,不能离开广州,什么叫“卖命”?这就是典型的”卖命”,将你生命中的这一段时间都卖给它,不舒服也要装得很舒服。有一次,我穿长袖衣做节目,有个观众说现在能源紧张,你这是浪费电。他不知道我们的演播室里奇冷,我常被冷得直叫。但为了保持与观众情感上的一致,我只好穿短袖,还要装出很热的样子来。
——您是怎么和《新闻日日目弟》结缘的?
2003年10月,新闻频道说想做一档这样的节目,邀请我过来谈一谈。新闻频道的总监很诚恳,而且非常有事业心,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谈完后,因为我那时在电台还没退休,就觉得节目实行的可能性不大,信心不足,就比较悲观地跟总监说:”咱们走吧,看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但没想到,过了不久,她发短信给我说:领导基本同意你的想法,你找个时间过来试镜。试镜的感觉很好,后来就开始做了。
——后来做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做电视,一个节目由策划到实施,涉及的工种、人员和程序太多太长,合作的环节太多了,所以往往有隔了一层的感觉。但新闻频道这个就很好,你的构思可以实现,那么多人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风气很正,向上的追求很强烈, 是业务上的向上,而不是个人的野心。比如,做G4出动时,本来大家也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各有各的理解,开了几次会,大家就去干了, 从总监到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老的有经验小的有学问,配合起来就很出彩.做试版的一版两版三版, 就是看着它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再脱?セ还?到了三版的时候,一看,大家都鼓掌,问我怎么样,我也很兴奋,说冲四点没问题,他们说四点是奇迹,我说什么奇迹,我看着就行!从10月11日扩版开始到现在,每天哗哗地看着它变,有什么地方要改动要提高,说了第二天马上就得到体现。后来看收视,有几分钟的收视率停在六点不动,也有的十几分钟停在四点不动.我们《新闻日日目弟》从开播到现在,第一天的收视只有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记,8个月的时间从0.01做到六点,人家用几年的时间我们八个月就完成了。
——您觉得您跟屏幕下的观众是什么关系?
——我当主持人,别人问我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没什么优势,长得又不漂亮,年纪又大,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但我有一个是别人没有具备的,我有和城市的天然的联系,他们没有。现在有很多年轻主持人出去把自己当明星,等着别人来捧,我没有这种心态。我就是老百姓当中的一个,我就是运气好,上来讲几句话,运气不好,该干嘛干嘛去。还有的主持人讲话念的稿子不是自己写的,而是编辑写好的,没有自己的感情带进去,总是隔了一层,他不会为老百姓心疼,但我这么多年记者的生活,加上自己的价值追求,我为政府讲话,因为政府是城市的管理者,但我也为老百姓讲话,因为没有老百姓,这个城市还是什么?就变成一个壳了。对于电视来说,没有老百姓电视给谁看?电视不就是给老百姓看的吗?我有种强烈的跟城市连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感觉,这个可能是别人没有的。
——那您在评说新闻的时候,您自身是站在一个什么立场和角度?
——讲公道话。我不是代表我自己,也不代表电视台,也不代表纯粹的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也分很多种,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没买车的和买了车的人,看待问题的心态就不一样,我代表谁呢?人家说我是代表老百姓的,我说这也不对,我希望我讲的是公道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您做的读报节目和其他媒体的读报节目有什么不?
——有些媒体问我是不是学杨锦麟,我说,我不是学他。我1988年在德国进修“新闻和时政”高级培训班,当中每天都要做的一项就是对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报纸做报摘,那些报纸全是一百多版的,没有电脑,用手摘,把大块的文章改写成小豆腐块,然后进直播室念。用他们的眼光看,我1988年就用英文在德国的电台里做一个广播版的读报节目。再说国内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有个四五十年了的节目,叫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所以,杨锦麟并不是读报节目的始祖,人们不知道而已。别人问我是你厉害还是杨锦麟厉害?我说在中国他厉害,在广州我厉害。他的节目在全球那么多地方落地,而我的只在广州落地,他象是一个富人在炫耀财富,因为他在香港,信息非常富有,随便一张报纸上的消息可能你就没听过。而我们不同,我们接触的信息没那么多,我和他比就是个穷鬼。我不一定谈国家大事,我的想法是和观众聊聊天,广州老百姓什么想法怎么表达我知道,也许广州的老百姓就认我不认他。
——您每天也面对这么多的信息,那您挑选的题材有没有什么条件或侧重点?
——有意义的。有了互联网以后,这是一个海量信息的时代,你一天不可能把所有的新闻都看完,那你怎么挑?对这些新闻怎么看?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新闻是有意义的呢?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和文化进步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文化进步,我现在特别强调这个概念。文化进步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善,一种生活质量的提升,而这个生活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综合,而不止是星巴克、哈根达斯这些表象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穷人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雪糕吃,而是穷人的孩子怎么上学?富人吃了雪糕以后精神怎么才能更富足一点?这两个方面都要关注。我比穷人富很多,我比富人又穷很多,我没有理由不同情穷人,也没有理由去仇恨富人。
——改版后的《新闻日日目弟》节目,加入了“广州影像”和“G4出动”等新颖的内容,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版?
——电视毕竟是电视,要“好看”,光一个老头在讲话有什么意思,始终讲报纸上的东西,与老百姓还是有一层隔核,但有了我们的“G4出动”以后,记者的脚直接走到老百姓当中,镜头直接对准城市里的人,打通了与城市之间的通道,与城市的距离缩到最短。事实也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收视一直在往上走,四点多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公认您的口才很好,是天生的还是锻炼出来的?
——我这个人天生比较爱说话。加上小时候就能写,我认为写是说的基础。
——既然您喜欢写东西,会不会投稿?
——不会。现在在报刊杂志上有太多不知所云的文字垃圾。人做什么事都是需要有欲望的,如果是条清澈的小溪,我会象条鱼一样下去游一游,但如果是混水你还去趟吗?就连下去的欲望都没有。有时候看一些杂志报纸,标题吓死人,里面的内容却不知道在说什么,没有一点阅读的快感。人对于文字也好,影像也好,音乐也好,都是有一种饥渴感的。你习惯了看平常的女孩子,电视上就给你看美在花城,把全世界漂亮的女孩子都放在你面前,满足你的欲望;成天看文件报告看得很累,就需要读一下小说和散文,欣赏那些美丽的文字;成天讲话很无聊,吃饭了没有,生意做得怎么样了,就需要读一下诗歌,因为诗是超然的, 优美的。
——您不止一次提到了传统,您是否对传统的东西很感兴趣?
——我属于一个没什么修养但对传统有刻骨铭心的眷念的那种人。凡是古典的东西我都喜欢,如戏剧,诗歌,电影等。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去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在里头就出不来了,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出来以后我整个人都楞住了,我想,古人已经登峰造极,还要我们来做什么?无论是艺术还是科技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很艰难地才触摸到一点皮毛,但古人已经全都做出来放在那里了。所以我对历史从来都有一种敬畏之情,并不是说我要去拥有它,收藏它,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比太渺小了。
——我在网上看到您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是的。他看问题看得很透,他才是真正懂得中国和中国人的。从毛泽东离开我们到现在,历史对他并不公平。我们讲一个基本事实,1949年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薄弱得连颗钉子都生产不出来,但到毛泽东离开的时候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个最基本的工业体系,最基本的国防体系,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体系都建立起来了。我从小是黑五类,抄了近十次家,我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我不能凭一个家庭的遭遇就评定一个伟人的功过。《毛选》、《邓选》,《马恩文选》我也看过了,但我还是觉得毛泽东是最伟大的。
——在工作时间之外,您有些什么娱乐?
——现在没有时间娱乐。以前经常上网,也喜欢去越野。我爱好很广泛,音乐,美术,摄影,都喜欢。现在我在家喜欢玩玩遥控车。
——你以前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过一个规划?对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
——没有。我从来不做任何规划。但我认为我自己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现在这样很充实,我就会这样做下去。我这人没什么计划的,我做节目有计划,做人没有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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