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兴宁８．７矿难”牵出“中国第二大款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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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周报　特派兴宁记者  陈安庆   
　　　　在广东兴宁矿难中，123名矿工被淹没在几百米深的井底，这其中就有40名湖南人。8月22日至25日，《法制周报》特派记者远赴兴宁，探望被困受难矿工家属，并目击了“黑心矿主”曾云高的奢华居所。
　　　　　　　　　   　　善后尚未进入赔付阶段
　　　　8月23日，矿难发生后第16天，救援各项工作正抓紧进行。记者走访了安置遇难者家属的洪都大酒店、教工之家、林业大厦、明华酒店等地。一些矿工家属已在这里住了10多天，有的出现了不耐烦情绪，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和临产孕妇，急盼得到经济赔偿后早日返乡。  
　　　兴宁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经济赔偿具体标准还未正式向外界公布，国务院调查组正在彻查矿难中的官员腐败问题以及矿难责任,善后工作尚未进入赔付阶段。相关人士透露，此次矿难遇难者家属经济赔偿估计不会低于20万元。

                   　　　 神秘男揭露“黑心矿主”
　　 8月23日晚，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主动找到记者说：“你们是记者吧？我告诉你们‘云高头’的内幕，藏在心里难受！”
    他所说的“云高头”真名叫曾云高，是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导致这次矿难的“黑心矿主”。“8·7”矿难发生后，正是他和大批煤矿管理人员没有采取任何报告和抢险措施便出逃，贻误了最佳救人时机。出逃时，曾的头上还环绕着梅州、兴宁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事发后他甚至想拿3亿元“摆平”矿难。目前，曾云高已经被监视居住，但据称不在兴宁。

　　　　　　兴宁矿难矿主后来被判十年刑
　                     “云高头”曾当过矿警
　　记者调查到，曾云高高中未毕业，在黄槐镇当过小货车司机。他的“第一桶金”是靠开小货车送煤得来的。后来，靠着在四望嶂矿务局里当过“包工头”的父亲帮助，他进入矿务局派出所，穿上了警服。四望嶂派出所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回忆证实，曾云高确实当过矿警。黄槐镇乌石头村“看祠堂”的退休老矿警透露：“曾云高和兴宁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关系不一般”。
　　　老矿警口中所说的“某副局长”，指的是在这次矿难中下马的兴宁市公安局副局长石兆琪，也就是媒体所指的“大款警察”。
　　　　　　　　　　  　牵出“中国第二大款警察”
　　　据了解，8月15日广东大兴矿难查腐调查工作组和广东省纪委部门进行调查时，发现被矿难牵出的一些官员有大量不明来源资金，顺手“刨”出的警务人员石兆琪居然在煤矿持有高达2200万元的资金。他成为与被人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林福久（巧取豪夺，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齐名的“中国第二大款警察”。
　　早些时候，曾有一位记者同行接到一封欲送至中央调查组的匿名信，信中揭发兴宁上任公安局局长邹某在任期间贪污腐败，与曾云高亦摆脱不了干系。曾云高在其任职期间当了“挂职民警”，在保护伞下疯狂敛财。调查组随后对邹某进行了谈话调查，发现他虽不排除嫌疑，但并非矿难中的“大款警察”。
　　　石兆琪何许人？据记者调查，他早年在黄槐镇担任派出所所长，其间和曾关系“不寻常”，后来担任兴宁市刑警队大队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当地一家媒体曾将石兆琪作为“办案神探”进行报道，称其在任职期间主动“下访”调解，一宗拖了2年多时间的天价索赔上访案件得到解决。这名善于“和解周旋’的公安局长，最终还是在国务院调查组面前现出了“原形”。23日他被实施双规，目前已被中纪委监视居住。
　　　　　　　　　　　　　 豪宅里有两个大会议厅
　　24日，记者乘摩托车赶到黄槐镇乌石头村，找到了曾云高的居所。曾云高的房子共有3层12间，堪称豪宅，但这只是他数套房产中的一处而已，村民称“他在梅州、广州均有别墅”。而他的父母和妻子均住在兴宁市区内。
　　我们从高处望下去，可以看到这幢豪宅占地有近200平方米。走近一看，里面空空落落的，两只凶恶的狼狗贴着紧闭的铁门朝行人狂吠着。记者正欲拍照，忽然从豪宅里走出一人来，记者大声说明来意，希望进屋采访，但遭拒。事后曾的邻居说，刚才那个人是曾云高的大伯，暂时住在这里看房子。
　　　据当地居民介绍，这幢房屋系曾云高父亲所建，后来曾云高又重新装修过，大兴煤矿未出事前，曾云高经常和家人一齐来这里居住，连保姆在内大约有5个人。这幢房子里仅空调就有10台，除了客房外，这里还有两个大型的会议厅，其中东北面朝向的会议厅设有一整套名贵的红木家具，并有大屏幕背投彩电和整套音响设备。
　　　在每一个被困矿工的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白发苍苍的父母失去儿子，肝肠寸断的妻子失去丈夫，牙牙学语的幼儿失去爸爸……听着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我们的无奈越来越深，对矿难和对黑心矿主的谴责也越来越深。
　　　在此，记者只想对矿难老乡的家属们说一声：多多保重！

                          湖南老乡忍痛面对灾难

     周孝均今年才两岁半，这个长着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头发微黄的“小不点”一个人在玩耍，见到记者就一个劲地说：“爸爸回来,别走！”
     刚开始，记者以为他在叫别人。可是他连跑带蹦地跑到我身边，昂着头努力够着记者的衣襟。
  　　“小不点”周孝均的妈妈宁爱花介绍，周孝均的爸爸周立清是湖南常德市汉寿丰家铺人，前年从湖南来兴宁矿上做工。宁爱花每天中午到矿上给周孝均的爸爸送饭，周孝均也一块去，有时候一家三口还利用吃完饭的空歇，团聚在一起打牌。自从爸爸出事后，周孝均就每天中午和晚上拉着宁爱花找爸爸。找不到的时候，一边哭一边喊：“爸爸，回来和我打牌！”“这孩子太可爱了，也太可怜了！”周孝均的爷爷抹着眼泪说，“我今年68岁了，儿子走了，想不到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再也回不来了。这个懂事的孙子，我说什么也要把他培养成人。”
    2005年8月8日，这个日子对于45岁的湖南汉寿县的农妇胡小元来说，是一个悲恸的日子。一个五口之家，瞬时就有3个人生死不明，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儿子——李盈佳(45岁)和李勇(20岁)、李兵(25岁)，被证实全部在兴宁“8·7”事故中困于井下。
  　 陈秀清，胡小元未过门的儿媳妇，李勇没有过门的妻子，她已经怀上李勇的小孩8个月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她有一个无比坚定的想法：我要为他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就快办喜酒了.
   丈夫和两个儿子被困井下后，胡小元倒下了。她因为悲伤过度，心脏病复发，生命垂危。经梅州市人民医院检查鉴定后，她于13日凌晨被专车护送到广州医治。截至记者发稿时，胡小元病情稳定。她的儿媳陈秀清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们打算等今年11月就回家把喜酒办了……”怀有8个月身孕的陈秀清挺着大肚子，哀伤的脸庞印着两行泪痕。在大兴矿难中，她的丈夫——来自湖南汉寿的李勇，与其兄李兵、其父李盈佳一起被困井下。
    陈秀清从今年过完年，就一直和丈夫租住在距离大兴不远的出租房里。当时正是下午1时多，她在睡午觉。婆婆突然哭着跑了进来大喊：“秀清，穿水了！矿上穿水了！”
    陈秀清一下子就懵了，翻身起来就往外跑。老乡们把她死命地拽住了。她婆婆胡小元没能被拽住，一路跌跌撞撞哭喊着到了井口。“老乡们瞒着我，说我小勇（李勇）是在明斜井上班，可以跑出来的，要我不要出去，在家里等他。他还不回来。他丢下我和孩子……”陈秀清摸着隆起的腹部，声音哽咽。
   “小勇原来在东莞打工，是今年春节过后才来挖煤的。挖煤很辛苦，每天两班倒，每天要做12个小时。矿洞里随时有塌方、透水的危险。每天在家里，我既心疼又担心。挖煤虽然辛苦、危险，但工资总有1000多元。他看人家城里人有车，也想攒钱买车跑运输，或者开个店子做生意。每天晚上他回来都对我悄悄地说，等赚到本钱就回去开店子或者买车。”陈秀清的语气很轻柔，很忧伤。
    李勇的父亲李盈佳在大兴挖煤有2年了，是他堂兄介绍过来的。他堂兄也在这里挖煤，有七八年了。因为这里挖煤工资比较高，所以李盈佳就过来了。去年，李兵也加入了挖煤行列。于是胡小元也从常德跟着过来做饭菜，一家人都搬到了矿上住。
　　　



                         　　我还在等他
　　　“现在家里只剩下我和婆婆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了，无法承受。婆婆现在还在广州抢救，一直靠打点滴维持，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也有了8个月身孕，照顾不了她，感觉对不住我家小勇。我到现在还在希望，希望小勇能活着回来，我在等他。 虽然我知道，他肯定回不来了。” 陈秀清泪流满面地说。
　　“预产期是9月11日，前天刚去兴宁市人民医院检查了。我曾经问小勇，喜欢儿子还是女儿？他说随便，生男生女他都喜欢。没想到他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陈秀清又开始流泪。记者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陈秀清说：“等我把孩子生下来，等他们把小勇的遗体找到，我们一家三口就又在一起了！我想带小勇回湖南老家。”
　　8月22日，广东省兴宁市林业大厦四楼的一间客房内，李跃辉对记者说：“一转眼啊，我的两个哥哥就这样被困井下，永远也见不着了！”在这次大兴煤矿特大透水事故中，他43岁的二哥李德进和40岁的三哥李跃纲一起被困井下。16天过去了，李跃辉知道，他哥哥生还的希望渺茫：“哥哥也许一起走了，哎，去的路上也有个伴啊！” 说这话的时候，已近不惑之年的常德汉子李跃辉的眼底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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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矿难发生后，矿工家属悲痛欲绝。

                          这一出事可就是兄弟俩啊
  　　李跃辉是湖南常德丰家铺乡人，他家四兄弟有三个都在兴宁的矿上做工。三哥李跃纲5年多前，就到了兴宁的大兴煤矿干活，今年春节刚过，他把二哥李德进也介绍了过来，而李跃辉则一直在离大兴煤矿5公里外的一个煤矿内做工。
　　　8月7日晚上，我就从其他的矿工那里知道大兴矿出事了，下面困了123个人。当时我就想，二哥三哥可千万别在里面啊。”李跃辉也在煤矿里干活，知道地下出事的严重，“我家两个哥哥很亲近，干什么都在一起，上班也是在同一个班次上，这一出事，可就是两个人啊。越是害怕就越担心，我一晚上都没睡。”
　　“到了第二天，有人来喊我‘李跃辉，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李跃辉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二哥（李德进）最有心，他最替家里人着想。我们家里一直很穷，想盖一栋新房的念头盘算了好久，可因为没有钱一直拖着。现在几个兄弟都出来打工了，为的就是早一点盖个新房给二老住。”
                             我们赚的钱里有汗更有血
自从来到矿上，李德进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来兴宁打工的5个月中，每个月雷打不动寄回500元钱以供家用，其他的钱都攒起来准备一次性带回去；三哥李跃纲也每年要给家中70多岁的母亲额外邮寄去2000到3000元钱。
“在井下，脏、累都是小意思。我们赚的钱里，不仅有汗，更有血啊。”李跃辉知道其中的危险。采煤要用雷管炸药开路，被坚硬如同石头一般的煤块崩伤是常有的事，要是遇到冒顶、透水这样的事故，更是凶多吉少。“有次我开玩笑，说要是出了事，家里可要哥哥们多照顾了，被他们两个骂得好惨哦。别的话都可以说，就这样的话不能说。”李跃辉带着泪花凄惨地笑了一下，“现在，反而是他们去了。”

                    大兴煤矿从不和矿工签合同
　　“大兴煤矿从来不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只要在矿上备个案，登个记，就可以下去挖煤。”李跃辉告诉记者。矿工带下去的矿帽都要自己花钱买。想来做就可以来做，而想走，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要是矿工中途离开了，那每个月工资的5%的“安全风险金”就被没收了。
　　“一个月扣下的钱少说也有一百元，一年下来就有千把块。这笔血汗钱对于我们这些农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李跃辉激愤地说。在大兴煤矿，曾有人提出井下危险大，不想干了，可被老板的谎言和保安的皮带一骗一吓，就又重新下去了。
                     煤矿上顶着一个大水库
　“三哥在这个矿上已经干了5年了，他知道这矿地下水的危险太大，老板买来矿之后，只顾赚钱大挖特挖，哪管矿工的安全。”李跃辉回忆，为了赚钱，两个哥哥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里干一段时间。
　 在采访中，记者不止听一个人讲述地下水给矿带来的危险：经过几十年的开采，矿区一百米以下的地区都被挖成一个个巷道。开采完毕的老巷道会被封掉，其中可能积存大量地下水。 现在大兴矿已经挖到地下400多米深的区域，矿工头顶上积存的地下水据测算超过1500万立方米，简直就是一个大水库。如果一旦漏入正在开采的巷道，那将是一场无法抵挡的灭顶之灾。在7月份的事故之后，果然大兴矿下面也出现了透水的前兆，矿上用水泥在出现问题的巷道壁上抹了抹，就算进行了处理。“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到下面可能要出问题，可想想为了多赚点钱，还是下去了。没想到，那次通话竟成了我们哥俩的诀别。”
                      救援困境  抽干地下水要600天
　　8月23日，距离兴宁44公里的黄槐镇，“8·7”矿难发生后第16天。马达的轰鸣声中，抽水机还在不停地工作，黄泥土下420米深处的123名矿工，生还的希望已经很渺茫。“里面灌满了水，矿工生还的希望不大。” 抢险指挥工作小组组长董书宁在媒体面前称，此次矿难带来的积水在1500万～20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的存水量，即使一切顺利，完全抽干地下的水也需要600天，耗资约7个亿，继续强排水风险很大。
　　　广东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专家赶到现场，就井下被困矿工的生存环境及生存可能进行研究，从已掌握的数据和有关情况分析，他们认为被困矿工生还机会非常小，几无生还希望。
　　　黄槐镇政府门口，已经看不到外地矿工领工资的队伍。黄槐镇上摩的司机小钟说：“他们99%都走了，15号后就很少见有矿工出现了。”出事后，黄槐镇到处都是警车和医疗车，在通往现场的道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武警和值勤的警察。
　　　　　　　　　　劫后目击   当地挂出专门的举报箱
  为了进一步查清兴宁大兴煤矿“8·7”特别重大透水事故的幕后真相，彻底查处事故背后的渎职、失职、腐败行为，国务院调查组8月18日在兴宁市政府门前、兴宁市烟草公司门前以及黄槐镇政府门口分别设立了举报箱，以方便群众举报。
　　　　　　　　　　　  矿区煤球价格大涨
   在兴宁市政府工作的老王今年47岁，谈到矿难，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额头青筋爆起：“矿难让兴宁的经济倒退20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说，出事后从市区通往黄槐的路上，再也看不到一辆运煤炭的卡车，路上最多的是抢险车和警车以及新闻采访车。
    出事前最繁忙的时候，十几吨乃至几十吨的大卡车在去黄槐的路上川流不息。老王掰开手指给记者算了笔账：“你知道吗？出事前在兴宁一个煤球的价格不到两毛钱，现在竟卖到了五毛五啦！听说还要涨！这样的价格我们是买不起的，如果烧煤球煮饭我们一个月至少需要150块钱以上。”
  　 他称还有一系列如汽车维修、运输、钢铁厂等连带产业面临生存困境。
                        随处可见穿制服的警察
  2004年兴宁煤矿产业产量78万吨，为兴宁财政贡献了2000多万元的税收,占兴宁税收总额的1/6。黄槐镇属于兴宁的产煤大镇，记者粗略统计，在黄槐到黄陂两镇之间不足10公里的路段，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390多家大大小小的煤炭经销点，近200家车辆维修点，小炼铁厂、小水泥厂随处可见。相当多的私人煤矿与大兴煤矿一样证照不全。
    矿难后，在兴宁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们穿戴整齐，表情肃穆。通常是一名公安人员旁边是一队身穿迷彩服的联防队员或民兵，在兴宁的主要街道执行巡逻任务。记者在火车站至市政府招待所短短3公里的路上，就看到十几拨这样的“卫士”。兴宁市某旅店的老板介绍说：“兴宁再也出不起事情了，现在中央调查组和那么多的媒体记者来，我们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法制周报》
                  独家探访兴宁遇难矿工家属，遗孤取名为李湘粤

                             2005-9-14 10:22:35

                              本报记者  陈安庆
     ［核心提示］早在本报创刊的那一天，记者便赴粤直击劫后兴宁。《湖南老乡忍痛面对灾难》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打来热线电话询问遇难矿工家属返乡后的情况。
     2005年9月6日,《法制周报》记者前往常德汉寿县——湖南遇难矿工家属集中的丰家铺乡和三和乡进行追踪报道。记者欣喜地再次见到“小不点”周孝均。另外，本报8月29日《我要为他把孩子生下来》一文中关注的孕妇陈秀清也终于顺利产下一男婴，这个孩子是矿难中年龄最小的遗孤。

                             悲情笼罩檀木村
   山路蜿蜒，薄雾迷蒙。冷雨中的汉寿丰家铺乡檀木村，三面环山，半山腰下居住着近百户人家。“8·7”矿难使得从这里走出的4位青壮年永别人世。4条鲜活的生命，永远长眠在异乡深不见底的矿井。
    每个遇难矿工，几乎都是家庭的“天”，遇难者基本上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是家里的“顶梁柱”，贫穷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妻别子，出外挣钱养家糊口。家里突然没了“顶梁柱”，对于这些本身就贫穷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天塌地陷”。
    在此次矿难中，檀木村的周立清撒手人寰，使得儿子周孝均成为孤儿，刚满27岁的妻子也瞬间成为寡妇。妻子宁爱花抱着刚刚2岁的儿子哭得死去活来。
    周立清61岁的老父亲周梅魁禁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痛哭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我心里实在想不通啊！这人怎么就这样没了呢？”老人只有这一个儿子，听到儿子遇难的消息，一向多病的周立清老母亲神情木然，一直瘫倒在床上，整日以泪洗面，眼泪都快哭干了。
                      　“小不点”仍不知父亲去世
    8月8日，宁爱花得知丈夫周立清出事后，就日夜兼程地赶往广东寻夫。
    认识宁爱花和“小不点”周孝均一家人，是在今年8月21日，其时，记者赴广东做《湖南老乡忍痛面对灾难》的报道。周孝均——这个白皙皮肤，眼睛有神，头发微黄的“小不点”一个人在广东兴宁林业大厦的走廊里玩耍，见人就一个劲地叫：“爸爸回来，别走！”他蹦蹦跳跳地来到记者身边，昂着头够记者的衣襟。正是在兴宁做调查时，记者和这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檀木村，记者再次与“小不点”周孝均重逢。“小不点”正在破烂不堪的灶房内摆弄柴草。摆上桌的午饭，只有两碗剩饭和一盘咸菜。从广东兴宁回来，时隔不过半月，小家伙显然还记得我，他天真地念叨：“爸爸快回来给我过岁（过生日）了，他会给我买蛋糕吃。”不谙世事的他，哪里知道他的爸爸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周立清的叔叔周四佬强忍心中的悲伤，忧虑地告诉记者，家里1995年才借钱盖了这3间旧土房，6年前周立清的结婚喜宴也是借债办的，本指望周立清在外挣钱还账，现在人没了，欠下的债可怎么还啊！
     周孝均的妈妈宁爱花说，平时她喜欢带孩子去镇上赶集，自从孩子父亲出了事，人家离得很远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孩子的爸爸在广东矿井里头出事了！”每到这时候，她心里就很难过，从那以后她和孩子就闷在家里，很少出门，更不愿意接触陌生人。

                          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供出来
   　檀木村下起蒙蒙细雨。屋檐下滴滴嗒嗒的雨声，仿佛述说着这户人家的多舛命运。
     踏访兴宁矿难民工的乡土，让人怆然。陪同记者采访的汉寿县委新闻办的刘建国对记者说：“其实我们更多是在跟当地的妇女和孩子接触。因为矿难，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真的希望他们可以忘却过去、忘却死亡，无忧无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
    但现实中，矿难遗孤不得不直面生活的重负。檀木村支部书记郭宪平告诉记者，宁爱花的公婆2人多年来患有多种病症，10年前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前几天，因为丧子之痛，老人过度悲伤，住进了医院。从广东回来，面对一天数百元的昂贵医药费，宁爱花当时就懵了：“家里就2亩多地，一年总收入不过千把块钱，怎么凑这么多钱啊！”
    虽然矿难赔偿已经打到了卡上，但是周立清家的赔偿分割细则还未出来。这笔钱未分割前，谁也不许动用，家里用钱依旧很紧张。宁爱花先后交了几天的住院费，已向亲戚朋友借了几千元。“6年前家里盖房子的钱还未还完。昨天再次厚着脸皮向亲戚们伸了手……”宁爱花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开学好几天了，可是和宁爱花同村同组的17岁少年周战并没有去上学，父亲周保成的丧事三天前就办好了，但是因为家里生活拮据，又需要帮家里处理杂事，周战好几天都没有去学校了。
    热心肠的宁爱花着急了，她想提醒周战的妈妈徐爱玉不要耽误孩子的功课。“我这不是多管闲事！要是我，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供出来！” 。

                         遗腹子取名“李湘粤”
    “哇”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忙得满头大汗的汉寿县龙阳镇医院的医生们相视而笑。焦灼等待一小时后，胡小元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孙子，孩子的出生让她喜极而泣。
    2005年9月1日上午9时，对于胡小元来说，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虽然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兴宁矿难中罹难，但好在她的小孙孙终于出世了，多少给这个家庭带来几分安慰。
    在兴宁“8·7”矿难中，一家3位亲人遇难的陈秀清和胡小元，当婴儿呱呱坠地后，她们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曾远赴广东兴宁采访她们的《法制周报》记者。
     8月31日，刚从广东回到湖南老家的待产孕妇陈秀清，突觉腹内一阵绞痛，婆婆胡小元和家人随即将她送至当地医院。9月1日上午8时，医院对进入了临产状态的陈秀清的身体进行检查后，将其送入了产房。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医生的问话让胡小元刚兴奋的心情跌入谷地，医生告诉胡小元只有做剖腹产才是安全的。但是，剖腹产后儿媳的身上将留下手术的疤痕，胡小元有些两难。
   “婆婆，做剖腹产吧！为了李勇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媳妇陈秀清央求着婆婆。胡小元的眼睛潮湿了，她对陈秀清说，我们家欠你太多！
    征得婆媳同意，医生决定对陈秀清实施剖腹产。
    9时许，男婴出生，重3.25公斤。“太好了，大胖小子！”一直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的胡小元，听说生了一个胖小子，顿时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说好。
    当医生将清洗好的孩子交给她时，胡小元手忙脚乱地笑着说，“这些天来我也在学抱小孩，还真不适应。”孩子的哭声让奶奶胡小元忙个不停，一会爱怜地拍拍，一会又赶紧哄哄孩子。
   提到这个“未过门”的媳妇，住了23天院刚刚康复的胡小元的脸上漾起一丝红晕：“她是我家大恩人！” 胡小元显得很激动，她说，李勇去世了，陈秀清今年才22岁，等她出院就认她当自己女儿，“我打算给他招个女婿希望她留在我家里。经过矿难这场生死考验，我们全家上下都很佩服她。如果她要外嫁，我们也会给她一定的经济补偿。虽然家里经济困难但是我们要谢她的恩情。”
    孩子的出生让这个经历浩劫的家庭重燃希望之火，胡小元说，三父子出殡的仪式办好了，这个月的农历初九，家里打算给孩子办酒席。他们给孩子取名叫“李湘粤”，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孩子长大后永远不忘记湖南、广东两地关心爱护他们一家的好心人，更希望孩子不忘在广东遇难的父亲。
                      　　　遗孤急需社会救助
   宁爱花告诉记者“他（周立清）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孩子将来可以上大学，有出息！”村里人告诉记者，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周立清在外边打工受了很多窝囊气。他于是在村里人面前发狠，说：“就算吃糠也一定要孩子读大学。”   这样的想法，其实在农村需要很大的勇气。采访中，许多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日益昂贵的学杂费，一些家庭变得越发贫苦。孩子毕业后，能否找到好工作仍是未知数。家长需要拿出大笔钱去“赌”。一旦这场“赌博”以失败告终，对于有的农村家庭而言，有可能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还债。
     虽然“小不点”周孝均只有两岁半，但是这个聪明的孩子，已经会背诵许多唐诗；他还会打扑克，扑克在他手里有多少张，“小不点”一清二楚。宁爱花说孩子很喜欢学新东西，许多问题问得自己也哑口无言。“如果在城市里，早就可以送幼儿园、学前班了。可这孩子还不知道学校什么样子。”宁爱花叹息道。
     救助矿难孤儿刻不容缓，而孤儿的救助工作又集中在助学身上。在深受矿难痛苦的三和乡莆田村和丰家铺乡檀木村,记者跟矿难家属的谈话中,都会问及他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谈及对下一代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子女能否受教育的问题。
     调查中，很多村民的心态是:为人父母,希望下一代能活得好,能有一条出路，但无奈没有能力供子女读书。在三和乡莆田村的一次家庭探访中,记者坐在刚刚失去丈夫和2个儿子的母亲——胡小元的家里,问她如果有人愿意给她刚降生的孙子受教育的机会,她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她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有人愿意给我的孙子一个读书的机会,他们（矿难中罹难的丈夫和2个孩子）死也安心了。
                                幸存者心有余悸
　　　9月6日，汉寿县三和乡办公室主任周春来向记者介绍，广东兴宁矿难发生后，当地许多在外做矿工的村民在上月15日以前就返回了家乡。该乡共有24名从广东兴宁矿难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近20天以来，他们都没有出门，大部分人在家休息想等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出外打工。回来后他们对从事采矿有一定恐惧心理。当地一位张家界煤矿的矿工在得悉广东矿难的消息后，也早早返乡。“干什么都不去小煤窑做工，太危险了！”但是他们也表示，虽然不愿意再从事井底采矿工作，但是他们必须要出去，“这里太贫瘠了，我们在山区，收入太低，不出去打工一家老小怎么办？”当地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说，欠了债，需要靠打工挣钱来偿还；有的是读过几年书，但觉得读书没有打工赚钱来得快，所以去打工。由于当地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文化层次不高，亦无任何技能培训，对于外面的世界缺乏防范之心，对雇用单位的性质并不了解，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本报记者  陈安庆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