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的现场与幕后
2008年09月11日 14:23文_本刊记者 方浩、闫婷 插图_徐鹏
在山寨机成为“过街老鼠”之后，人们仍然没有看清“山寨模式”的强大生命力—— 毫无疑问，一向以另类著称的“中国制造”同样需要另类解读……
从福田保税区向南，穿越深南大道，是一片庞大、复杂的城市社区，这其中既有漂亮、气派的高档公寓，也有略显粗鄙的南方板楼；后者大多灰色中夹带着一些橙色，和那些浪漫、颇具田园诗歌色彩的楼盘相比，它们就像一颗颗散落在这个南国大都市中的沙粒，坚硬、野蛮、自得其乐。
“这就是在深圳很有名气的‘农民房’。”同行的司机说。在深圳由小渔村向大都市转变的过程中，当地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变为一种谋生进而创富的资本。“单单是房租，一个拥有普通规模农民房的本地农民每年就可以获利百万以上。”
正如农民房这种生于野地却财源茂盛的物种，发自深圳的山寨机也在搅动“中国制造”的棋局。它凶猛而无畏地涌向中国乃至全球各个低端的消费市场，它没有经过入网检测，没有“身份证”，甚至没有牌子。就像一个破坏了游戏规则的顽皮孩子，它也受到了来自正规军、裁判员的多重规训、打压。
但是，在外界更多地高估了山寨机的破坏力的时候，同时也低估了它的生命力。人们也许可以轻易地把山寨机的产业链连根拔起，但是，山寨模式其实已经流入了中国制造的血液里，而这，绝不是“对或错”就能轻易加以判断的。
几十元钱造就的全民公敌？
在深圳华强(4.10,-0.20,-4.65%,吧)北斜对面的一座咖啡厅里，我终于见到了霍川。看上去已过而立之年的霍川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多疑，他表现得很友善、随和，同时也会拿捏分寸；一位当地朋友之前解释说，最近风声太紧，大家都不愿意出来说话，特别是对媒体。这里所谓的“大家”，正是备受争议的山寨手机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
霍川供职于一家专业生产手机喇叭的厂商，他的名片上没有显示职务，上面最为醒目的是公司声势凌人的名称和它花哨的形象设计，这是一家典型的深圳中小型企业。
霍川刚刚从附近的科技大厦赶过来，从那里到华强北，步行也就十分钟；对他来说这是一块再熟悉不过的“地盘”了，要知道，在这个号称全国三大电子科贸街之一的华强北，没有什么能够阻碍霍川们的视线。“那里的写字楼正在不断流失客户，”霍川指向窗外的赛格广场，“现在不好做了，特别是被你们媒体曝光之后，上面查得很严，很多相关企业干脆暂时关门大吉。”
尽管如此，霍川的朋友事后告诉我，就在前一天，霍拿下了一笔40万元的大单。两年前，霍川在东莞的一家手机耳机生产企业做研发工程师，当时他们给各种各样的客户供货，这其中既包括全球知名的手机品牌，也包括深圳本地的山寨机制造商。随着后者的异军突起，霍川看到了一个更为简单的致富之路：销售。于是他主动向公司提出，放弃收入稳定的工程师职位，改做市场销售。
“一笔大单子可能比我做一年的工程师还要实惠，”霍川说，“在接触山寨机这个产业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手机是高科技行业，但现在我觉得生产一部手机仅仅是一项体力活。”
霍川拿着自己的手机，熟练地演示如何分拆和组装。“制造环节的技术含量已经很低，因而它产生的利润也相当有限，这条产业链的附加值更多地来自销售渠道。”霍川解释说，自己其实只是零部件环节上的一个供货渠道，“真正的利润大头来自销售终端”。以霍川现在公司的产品为例，卖给整机集成商的手机喇叭已经每个不足两元，利润才几毛钱，制造成本已大大压缩。
在许多媒体的分析中，山寨机的横空出世被归结为联发科等芯片制造和设计商的出现，它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为国内手机生产商节约了大量研发成本，同时也省去了这个产业链上的诸多环节，使得手机制造几乎成了单纯的“手机组装”。
一般而言，手机产业链涉及七个环节，而山寨机的制造，则至少省去了两个环节：应用平台和各种软件 —— 这两个环节已被联发科等芯片制造商整合到自己的产品中去了。由此，手机的最核心零部件其实已被打包。剩下的工作就如霍川所说，纯粹是“体力活”。
事实上，山寨机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不是其对产业链的“偷工减料”，而是因逃脱入网检测而节省的一笔检测费用。“每一部手机都能节约几十元，成本优势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深圳手机圈里的一位人士说。
现在的问题是，2008年把中国制造搅得天翻地覆的山寨手机，真的只是靠几十块钱的成本优势造就的吗？
成本之外的秘密武器
尽管已是“严打期”，但无论是iPhone手机，还是索尼的“MP5”，只要有需求，它们会随时被摆上柜台。当然，这些都是山寨版的产品。
华强北，这个与中关村(3.87,-0.19,-4.68%,吧)齐名的全国消费电子产品的三大集散地之一，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并非都是有着简单消费诉求的普通客户，其实，批发业务更加活跃。
“你的订单是多少？贴不贴自己的牌子？对外形有什么要求？”这几乎成了柜台销售人员必备的“客户服务要领”。没错，与其说这里是一个B2C(商家对客户)的消费场所，不如说是一个B2B(商家对商家)的交易平台。每一个柜台都是山寨机集成商拓展新业务的链接，无论是自建的渠道还是租用的渠道，都把这一最贴近消费者的终端当作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将最具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反馈到制造环节，进而实现产品的定制化和批量生产。
“快速！这正是山寨模式的取胜之道。”深圳手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苏杰说，前店后厂，完全根据适时的市场需求进行订货和生产，这是山寨机比洋品牌和国产品牌高明的地方所在。苏杰透露，去年天宇和金立之所以能够登上国产品牌的前两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是从渠道销售起家的，进而逆向进入生产制造环节，尽管它们的研发实力与洋品牌比起来可能还有所差距，但其最大资本就是能够让终端渠道把最及时的市场需求反馈回来，从而实现定制化生产。
但并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商业可能。如果说联发科这类芯片集成商的出现为上述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准入门槛，那么，各个集成环节的模块化生产则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在华强北的电子卖场里，当你把你的需求一一传递给柜台服务人员之后，他会把这种需求立即转交给“集成商”。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集成商只是一个壳公司，他们会把各种需求一一分解：手机模具交给A企业，照相功能交给B企业，MP3功能交给C企业……依此类推。不用担心最终各项零部件能否匹配的问题，因为每一项功能的模块都是一定的，只需对一些参数微调即可。这就保证了产品的生产周期要比品牌机更短，从而掌握市场先机。
而且，也无需担心这些零部件制造商的资质问题，它们当中甚至有用同一生产线为国际知名品牌和山寨手机同时生产的厂家。一家当地名列前茅的手机代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东方企业家》，他们已开始为一些德国国内的品牌供货，这些产品的解决方案来自联发科，而零部件则完全来自本地的供应商 ……
对此，苏杰认为，千万不要低估山寨机产业链的生命力，中国市场太大了，国外品牌走的是高端路线，而山寨机恰恰迎合了人多地广的三、四级消费市场。“对待山寨手机这种平民色彩非常浓厚的产业，应该也要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一面，而不是一味的打压，不然的话真的是逼良为娼，打成梁山好汉了”。
霍川所认识的一位山寨机老板，在感受到了山寨机日趋严峻的行业形势后，据说正在把目光瞄向山寨笔记本。这恰恰说明，山寨手机可以根除，但山寨模式却已经生根发芽。
金立：站在山寨模式的肩膀上？
在深圳手机行业协会的大厅里，摆放着一张面额超过千万的大型支票模型，上面的信息显示，这是金立手机捐给四川地震灾区的。“金立是我们的会员单位，这次赈灾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苏杰说，像金立这样坚持发展到今天的深圳手机企业实属不易。
苏杰的话显然意有所指。在经历了2003年前后的短暂辉煌之后，国产手机普遍走入低潮期，有的甚至已经永远消失。而以贴牌起家的金立，通过在全国各地自建渠道，逐步培养起了自己的渠道优势。“有了一定渠道之后又很重视品牌，拿到牌照也不给人家贴牌，比较重视品牌建设和售后服务，在国产手机发展的几个风口浪尖都 过来了。”苏杰说。
业内流传的一个说法是：金立的成功就是一部山寨机的奋斗史。不过，由于山寨机的定义如此模糊，所以金立还是尽量把自己与山寨机撇清关系。“虽然金立发展初期经历过借用天时达品牌的阶段，但是在取得牌照之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走品牌建设的路线。” 金立总裁刘立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创办金立公司前，他曾任金正DVD的副总裁。
用品牌建设撇清自己与山寨机的牵连，这在金立内部已成共识。“山寨机是不是从业务模式上来区分？比如说每一次拿到产品之后就靠价格战而不是打品牌，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叫山寨机。而其他的应该就是品牌，只不过是大品牌、小品牌、知名度高低的差别而已。”说这话的，是刚刚从联想移动跳到金立担任副总的毛智慧，和他一起跳槽的还有联想移动的7位核心成员。
国产品牌手机曾有短暂辉煌，而近两年却大多势衰。有人将之归结为山寨机的冲击。据市场推测，2007年山寨机的国内销量达到了1.5亿台，而国内某些品牌手机则持续亏损，曾经是国产手机第一梯队的波导、夏新都在亏损，联想手机业务也被剥离。
“尽管我很反感山寨机偷税漏税，扰乱正常市场，但是我不得不说，打败国产品牌手机的不是山寨机，而是他们自己。”刘立荣说，他已经在几个商学院读了EMBA，喜欢用商学院老师们的理论来讲述企业运营。一般说来，做企业主要做三件事情，一个是解决企业的效率的问题，第二是创新，第三是适应性，这三点让他感受很深。
以效率问题而言，刘立荣以联想作为对比：金立的研发周期最多是3个月，而联想的要求是5至8个月；金立的采购周期是1个月之内，有的甚至可以做到20天。而联想的要求则是8个月。“效率的意义在哪里呢？5个月的研发周期，此后进入市场被普遍接受的机会有多大？这个可以想象。”刘立荣说，“两个月的采购周期和一个月的采购周期，相差一个月，如果连续三个月的滚动周期，一个月三个亿，那三个月就将近十个亿，那一个月能省多少钱？”
除了模块化和反应迅速，像金立这样的企业，也在构建其他环节的创新能力。刘立荣重点介绍了金立的组织架构创新。
原来，金立不仅有两家自己的制造厂，还下设了一个一级研发机构，三个二级研发机构。值得留意的是，金立的制造厂和研发部门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所有的下属公司对金立负责，同时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创收，比如金众、金铭两个制造公司在产能富裕的情况下可以给其他厂商制造手机，研发机构也可以给其他手机制造商提供方案。
“这叫让下属公司市场化，让它们到大海里游泳，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刘立荣对这些下属公司都有管理权和控股权，但这些独立的公司全都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毛智慧进一步解释，金立的两个研发体系，职能分工清晰。对于基础性的研究，比如说用户研究、前瞻性的技术储备，还是放在工厂里管理，必须要提供资金。而面向具体产品的大多数技术开发，则让它市场化，管理上按利润中心管理。
“为什么山寨机在效率和成本方面解决得很好？”刘立荣自问自答，“因为它们让企业像刺猬一样，而不是像猪一样。像猪一样的反应，那一定是死路一条，像刺猬一样，遇到各种状况和机遇，立刻就紧张起来。” 刘立荣一边在手机上写短信一边说。据说这位年纪不大但外表老成的总裁，是围棋和扑克牌的双料高手，能记住双方棋路，也能记住所有人出过的牌。当然，他也记住了山寨模式的积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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